论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及其调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宪法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结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产权、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动力性与思想性制度,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在宪法上进一步定位国家性质、职能与任务;调整产权结构;加强新型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逻辑、原则与制度选择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是土地法制改革中的一项核心议题,它在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多重目标和逻辑下存在显著的制度冲突和权利限制问题,破题的关键是厘清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和原则。这要求将财产权逻辑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逻辑主线,将多元目标拣选、提炼为两项原则——即农民权利实现机会和承包经营权益的绝对保障,并以这两项原则划定财产权逻辑的适用前提,而未被转化为原则的其他目标则只能在不违背主线逻辑的前提下设定和适用为该目标服务的规则。在此基础上,制度改革的思路将趋于明晰,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共同构成三层次的权利体系。集体所有制仍然是制度前提,土地经营权将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非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获得创设并承载旧制度未竟的使命,就长期而言,曾施加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转让、抵押、期限上的限制将逐渐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再分配将吸纳更多授权性（自治性）规范,但出于经验性考虑,短期内的制度调整仍有待变通设计与实施。     

减刑假释实行申请制之倡导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减刑假释程序是由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假释意见书,法院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现有制度存在很大不合理性,犯罪人作为减刑假释的直接获益人,被排斥在程序之外并不能保障犯罪人的利益,而且会导致假释使用率被执行机关人为降低。减刑假释本质都应采用权利说,二者本质上并无差别,且优劣互补,只是具体执行方式不同,因此减刑假释应当实行申请制,由犯罪人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减刑或者假释并先行提出申请,执行机关提出意见书,法院居中裁定。减刑假释实行申请制有利于司法机关选择真正适合犯罪人的执行措施,提高犯罪人改造的积极性,使得对犯罪人的改造更加有效、更加彻底,同时也保障了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拥有自由裁量权,能够进行“政策再制定”。他们通常基于规避执行风险或降低自身工作压力来运用自由裁量权,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角色。然而在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街头官僚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受制于国家政治导向、政策执行制度环境、地方官员的利益等外在条件,个人追求私利的考虑则相对影响较小。在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街头官僚只获得了象征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的行动很难产生“政策再制定”的效果。通过展示影响中国街头官僚使用自由裁量权的政治逻辑,对于理解我国社会政策执行困难具有启示意义。     

民行交叉争议的困境化解及路径选择

为应对司法实践中民事与行政交叉争议的难题,避免裁判冲突、提高诉讼效率,立法确立了有限范围的一并审理程序。但一并审理程序忽略了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导致该程序的启动与基本诉讼原理相矛盾、有限的适用范围与无限的界定标准相矛盾、过分追求个案正义与法的安定性相矛盾。以行政机关规制意图为核心视角重新审视民行交叉争议,以行政行为跨程序性效力解决这一难题更为科学与规范。宜在诉讼程序分离原则、法的安定性优先原则、正确识别交叉争议原则下,按照行政机关规制意图的作用方式和影响范围划分不同的交叉争议类型并拟定相应的解决路径。     

国家刑罚权基础的现代性语境

现代性是思考国家刑罚权基础的一个理论视角。现代中国关于国家刑罚权基础问题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理论之上的。从这一视角来看,权力是国家刑罚权的真正支撑点。在福柯的后现代视角中,任何主体都成了权力机制的对象。而以权力为基础的刑罚理论对犯罪人来说是不道德的。所以,刑罚理论的支点应转移到犯罪人的自由意志上来,并且要综合报复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刑罚理论。     

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法综合立法的发展

时下,经济法立法中存在着阻滞综合立法发展趋势的“碎片化”现象,该问题已经引致了经济法实践和理论层面的困境。为克服此困境,经济法立法应立足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综合立法的发展趋势,把握全面依法治国为促进经济法立法的“体系化”提供的机遇。在此过程中,经济法综合立法将实现从各子部门法的小综合到《经济法纲要》的大综合,从囿于经济领域硬法的制定到经济领域的硬法与软法协同发展,从经济法律体系到经济法治体系的演进,从实践中的综合立法到理论上的综合立法的跃升。     

被遗忘权的本体论及本土化研究

欧洲早期权利形态的被遗忘权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正式权利,得益于欧盟法院对“谷歌公司诉冈萨雷斯案”的判决。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不当的、不相关的、过时的”信息,其主要功能在于删除使信息主体社会评价降低的网络信息。被遗忘权本质上归属于个人信息权范畴,它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形态。在我国实现网络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被遗忘权保护的本土化路径,以应对网络社会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新挑战。     

家庭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困境与经济法对策

我国家庭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模式主要有三种：企业模式、合作社模式以及合同模式,但由于相关法制建设步伐滞后,我国家庭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的几种模式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些实践困境。国家干预经济的历史经验以及经济法的理念均表明,完善的经济法制可以克服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同组织模式中的困境。因此,在我国家庭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分别为三种组织组织模式寻求经济法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私法中身份的社会化变迁——兼论农民身份利益的实现

私法中的身份是具有私法调整意义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在私法发展过程中逐步由等级维系之标尺转变为矫正正义的工具。现代私法中应有身份制度的存在空间,应坚持契约下的身份和身份上的契约的统一。现代私法中身份主体呈现多样性和开放性,个人、团体、群体与社会阶层等都可借助身份制度诉求其利益。身份制度也通过赋予个体身份权与阶层性身份利益的方式给予主体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回应。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始终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身份阶层,保障实现其阶层身份利益是我国当代身份制度社会化的重要探索。